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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HUAWEI”案一纸鉴定成三员工最后的救命稻草 [复制链接]

宽带探索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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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4-7-15 21:00:00 |显示全部楼层

　　持续整日的“沪科”案首次开庭早在6月24日下午就已告毕。各方等待的目光已然转到案件所涉证据，特别是那两份鉴定结论上。

　　有当庭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：“案情复杂，争议比较尖锐，进度不是很快。”据称，检控方所搜集的证据数量繁多，“刑诉法中规定的7种证据形式一应俱全”。

　　“被害人HUAWEI企业所遭受经济损失的认定，以及经济损失和三被告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是本案的争议要点之一。”被告之一王志骏的辩护律师陈际红说。

　　控方在公诉书中称，HUAWEI企业的经济损失达“1．8亿”之多。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说，公诉书中提到了UT斯达康企业高价收购沪科企业一事，“UT斯达康是HUAWEI的商业竞争对手，控方想以此佐证HUAWEI所受损失之巨。”

　　该律师认为，案件中所争议产品，是否包括在UT斯达康所收购的那部分资产中，有待法院认定。无独有偶，UT斯达康在庭审当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，“争议的事实部分即在佳木斯发现的产品是否侵犯了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或常识产权　涉及的技术与UT斯达康企业所购买的部分资产不相关”。

　　此外，据某辩护律师透露，辩方的策略之一，将是对公安机关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。此前，有媒体报道说，在杭州，作为案件当事人的HUAWEI企业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对三被告的搜查、讯问。“参与的HUAWEI员工，被告的家属甚至都认识。”家属的代理律师臧炜对本报记者说。

　　关键证据

　　“本案的关键证据，将是对争议产品的技术鉴定。”刘宁的辩护人郭磊明律师说。

　　郭律师先容，有关商业秘密的技术鉴定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，首先要判断产品中所包含的技术点，是否构成商业秘密，即是否“为公众所知悉”；其次，则要判断构成商业秘密的技术点，是否为受害方所有。

　　本报在6月24日的报道中曾提及本案的控辩双方，委托不同的鉴定机构，各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。

　　控方委托科技部常识产权事务中心所作的鉴定认为，沪科企业在佳木斯所销售产品，共有七个技术点，与HUAWEI企业的技术秘密相同；而由科技法学会为辩方出具的鉴定，则否认其中的六个技术点构成技术秘密，而对仅剩的数据结构一点，认为与HUAWEI的技术并不相同。

　　两份结论迥异的鉴定，法院如何采信？

　　因常识产权案件涉及专门性的科技常识，最高人民法院曾有司法说明，要求将涉及常识产权的民事案件统归各地的中院一审管辖。本案由于是刑事案件，放在基层法院。此前，有法律界人士表达了担忧，基层法官的经验是否充足？

　　在首次庭审结束后，记者进入法庭，无意中听到有人说，将在第二次开庭前，召集双方的专家团，就鉴定问题交换意见。但日前从某辩护律师处获悉，这一方案已被取消，“专家的圈子很小，大家都认识，见了面怕尴尬。”

　　记者致电科技部常识产权事务中心，一赵姓小姐承认法院已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，他们将会遵守法院的要求，并表示“双方将会对各自的鉴定结论负责”。

　　王、刘、秦三人的命运，系于两纸鉴定。科技法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，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吗？

　　鉴定启动权之思

　　“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，涉及专门性问题，只有公检法才可依职权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，当事人或辩方律师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重新鉴定。”北京一证据法学者说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以敬重司法独立为由，拒绝对该案发表评论。但在接受记者提问时，他说，“现在鉴定制度很混乱”，各地的作法并不统一。在刑事诉讼中，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自行委托鉴定的情形较普遍，“因为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当事人委托鉴定。”

　　法律与实务的脱节，凸显出了现行制度的某种悖谬。“关于司法鉴定启动权，是鉴定立法中的一个热点。”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说。

　　何教授先容，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，主要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分立式，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相对应，鉴定启动权平等地赋予诉讼两造，原被告可各自聘请专家证人出庭，以美英等国为典型；另一种是中立式，以德法等采用职权主义模式的国家为主，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人，当事人只享有鉴定程序的申请权，是否启动，则取决于法官。

　　“我国自1995年开始庭审方式改革以来，诉讼方式逐步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，这也是今后的一个大方向。”然而，在鉴定启动权方面，民事诉讼的改革，走在刑事诉讼的前面。最高院于2002年颁行的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，实际赋予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司法鉴定启动权。而在刑事诉讼方面，启动权仍由公检法三家分享，当事人只能就已有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。

　　“关键还是理念的问题，民事诉讼中，双方当事人是平等主体，比较容易做到。而刑事诉讼，大家还秉持固有理念，认为是打击犯罪，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共同对敌。”陈光中说明道。

　　“如果由公检法垄断鉴定程序的启动权，万一鉴定错了，当事人的权利很难保障。”陈光中说。“赋予当事人启动权，也有利于保障人权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本案自三被告人在杭州被佳木斯警方拘留之后，网络上就有很多议论，如果只有控方的一份鉴定结论，被告的处境将更为不利。

　　而人民大学的陈界融博士则说得更直接：“公安和检察机关，因为要承担打击犯罪的职责，得出的鉴定结论，都倾向于有罪。如果辩方没有鉴定启动权，不符武器对等的诉讼原则。”

　　陈光中先容，在理论界，赋予当事人鉴定程序的启动权，是比较一致的意见，与实务界的意见向左。“这个问题一定要在刑诉法修订的时候解决，但最终哪种意见转为立法，还没定论，适当的当事人化是有可能的。”陈说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，已列入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，“但后年能出来，也算是快的。”

　　《司法鉴定法》难产？

　　有关司法鉴定的立法，除了鉴定制度之外，更大的争论在于鉴定体制的盘整。

　　所谓鉴定体制，是指鉴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。何家弘用“乱”来形容目前的鉴定体制。

　　我国目前的鉴定机构错综复杂。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各自都有内设的鉴定机构，而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业主管，又管着众多面向社会的鉴定机构。鉴定机构多，又缺乏统一监管，意味着鉴定结论的出口也多，让法院无所适从，这成为鉴定领域乱象丛生的根源。重复鉴定，多头鉴定，皆出于此。

　　今年两会期间，领衔提交要求制订《司法鉴定法》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说，有群众向她反映，为了一件案子，他跑了9个部门去鉴定，得到9个不同的结果，连法院也不知道哪个最权威。

　　何家弘认为，多头鉴定与现行号称中立、实则不完全中立的鉴定制度有关。由于公检法有鉴定启动权，又各自设有鉴定机构，“自侦自鉴”、“自检自鉴”、“自审自鉴”，使得当事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出具的鉴定结论有失公平，就会找更高一级的鉴定机构。控辩双方如此往复，从市级，到省级，再到中央一级，“打官司最后变成了打鉴定。”

　　“从2000年开始，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就着手鉴定法的起草。”何家弘说。

　　2002年12月28日，人大内司委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中，建议将鉴定法列入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。但在今年已公布的十届人大立法规划中，并没有司法鉴定法。

　　陈光中说：“原定的草案，想把公检法机关的鉴定机构，都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，但遇到的阻力很大。”陈光中先容，很多学者的建议是，把公安、检察机关的大部分鉴定机构剥离出来，仅保留一部分因侦查工作需要的技术部门，而把法院所有的鉴定机构都剥离出来，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。

　　“因为有关部门的极力反对，鉴定法迟迟不能出来。”何家弘说。

　　鉴定法无疾而终的另一个原因，在于学界和立法层对若干关联立法的思路的不断调整。“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，当时是要和司法鉴定法同时拟订，必须有个如何衔接的问题。”何家弘透露，由于我国的立法传统，证据问题都规定于诉讼法中，因此，相关问题要等到刑诉法和民诉法修订时予以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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